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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倜童年时期,曾有过13年优越的生活。在她4岁时,被无子女的二姑妈过继到门下,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潮的民族工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妈的教育下,开始学习英文,了解经营,并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现在是无锡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只有姑父、姑妈和我3个人住,可佣人就有37个。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会学校,她说自己当时最怕的,就是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一个保姆,一个男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袁家倜后来回想,“你说这样的生活叫什么?叫幸福?我觉得不是。就好像是没有自由的行尸走肉,你和社会根本没有联系。”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会买东西。“那时我买东西都是姑妈领着,带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车就运回来了,他们会去账房拿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不能否认,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乐的时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岁时,因二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回到死气沉沉的袁家,袁家倜开始被进行“早晚请安、吃饭不得‘过河’”等封建礼数的管教,“家里人不让我上学,因为大学男女同校,他们在家里给我请了汉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现在诗词歌赋,都还会一些。”
虽然袁家当时已走向没落,但她说,“讲实话,那时候即便很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爱人也是个资本家,他当时自己创办了3个企业,我们还有个贸易行,年底收钱都是我亲自过目,”但不久,随着政策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他们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细微的转变,对袁家倜来说,“也是个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我从坐四轮汽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最初,我丢了两回手镯,两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丢过,让人扒走了??”
接踵而来的“文革”,更让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全家到农村去接受改造。她当时已有三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在甘肃祁连山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一床铺盖,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大寺王庄子。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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