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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倜走时,头都没回,她当时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农村对袁家倜和她的全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荒凉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风,让一家人不知所措。“为了驱蚊虫、赶毒蚂蚁,我学会了抽烟;没有吃的,只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经过锻炼,后来40斤的土豆,我背起来就走??”袁家倜突然发现,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坚强。
在农村时间久了,袁家倜开始动起脑筋:“那里生活非常贫穷,一天劳动下来,只有一个工分,而一个工分才1毛5分钱。我想到丈夫曾担任过天津市工商联五金工会主委,又是干生意出身,大胆向村里提出了开办五金小工厂的建议。”在农民们的支持下,袁家倜办起了当地第一个镀锌厂,她当工厂会计,丈夫当厂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工厂越来越红火,给农民们带来不少实惠。工厂开张的第一年,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钱。“这大概是来到农村的第3年,从此我们最苦的日子过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农村干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用炒股赚的钱开西餐厅
在袁世凯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美籍华人袁家骝,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这位堂哥对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堂哥的父亲袁克文,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风流,才华横溢。可惜晚年败光了家产。堂哥出国的路费和铁皮箱子,还是我和二姑妈送去的。”袁家倜还记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笔直,一动不动如雕像般的身影,她当时也立志“要像哥哥一样”。
1987年初,袁家倜来到了深圳。已经63岁的她,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干就是6年。“我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成为深圳第一批创业者。”6年后,袁家倜在深圳买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元。袁家倜印象很深:“当时深圳不让汇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一个老人,有70万元的养老金,晚年可以尽享天伦了。但袁家倜却决心要在天津再干一番事业。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她开了一家西餐厅。
“人家都说大餐厅火5年,小餐厅火3年,我的餐厅一下开了15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袁家倜,还是老板,还在拼搏。“现在竞争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关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研究西餐的发展,及时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项账目和各类人员,检查厨房食品、卫生……”她分析了“苏易士”不垮的秘密,“特殊之处是没有外债。房产是我的,资金是我和儿子凑的,就我一个独号,不开分号。有多少大企业想和我合作,我都不。为什么,一变味就完了,开分店多是好,但只要一家出事了,说倒全部倒”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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