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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袁公袁世凯的孙女,是他第4个儿子袁克端的女儿,1924年出生,我叫袁家倜.”袁家倜女士告诉我,袁氏家族的家谱,是按照“保世克家,企文绍武”这样的顺序来排列的.“保”字辈是袁世凯的父辈,“世”字辈是袁世凯这一辈,“克”字辈是袁世凯的子侄辈,如袁克定、袁克文,“家”字辈就是袁家倜女士这一辈的人了.袁世凯共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有22个孙子,25个孙女.据说,袁世凯的后人在天津的现在大约有一百多人.袁家倜女士的举手投足间具有一种从容、平和的大家风范,而且毫无造作之感,让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这真是“大家之后”与生俱来的魅力.
而实际上,袁家倜女士还没出生,她的祖父就已经去世了,此后家道中落.所以,她不但没能沾到祖上什么光,还因为这出身而吃过不少苦头.她从小就曾被别的孩子辱骂,上学最怕的就是历史课本上清末那几个章节.“文革”期间,她全家人包括4个孩子下放到农村.8年农村生活,使她熟悉了养猪、剖苇子等农活,还学会了用野菜做饭.8年农村生活,更使她切身感受到农民的勤劳、善良与坚韧.
“我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些冲击,可是政府和周总理给我们落实政策比较早,我1973年就落实政策了.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执政以后,又给重新落实一下,所以我重新回到天津市来,从郊区搬回来了.现在我在市政协已经当了6届委员了,是21年的老委员了.尤其是这届政协,像我这样的高龄是极少极少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的领导和天津市政府对我的关怀.”
袁家倜女士说,她之所以在晚年还能下海经商,成功创建苏易士西餐厅,这跟她的哥嫂———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袁家骝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吴健雄博士的支持密不可分. “因为当年我在农村的时候,生活很困难,我的孩子都没能上大学,没正式上什么特别好的学校.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心愿,一旦我的经济比较富足以后,我一定要帮助穷困的孩子上学,尤其是小学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愿.回来以后,可巧有个机会,就是深圳市从前的市长吴小楠跟李浩书记请袁先生跟吴健雄去深圳,就是想让吴健雄跟袁先生当深圳的高级顾问,那么在这时候我就跟过去了,我就在深圳工作了6年.”
1987年,袁家倜女士前往深圳,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直到1992年回到天津.作为最早的一批开拓者,袁家倜女士在深圳前后辛勤工作了6年时间,见证了深圳从“未开垦的土地”到现代繁华都市的巨变,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生意经.回到天津后,她接受袁家骝先生和吴健雄博士的建议,利用自己家的住房,创办了苏易士西餐厅.
“我回到天津,开始的时候,我跟吴健雄、袁家骝研究,我想搞一个房地产公司,跟几个朋友合作.那时,吴健雄就不同意,她说你不要搞公司.后来,袁先生就讲最好你搞餐厅,餐厅比较稳当,而且还有持久力.他说你要真搞餐厅,我就给你题名,一定要搞好.我一看他们两位老人对我抱那么大的希望,我说行,我听你们俩的.”
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人做西餐、吃西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袁家倜女士觉得,成都道有着很好的文化氛围,如果能在这里开一个地道的西餐馆,那么既可以满足天津人对西餐和西餐文化的需求,又能为来天津工作、贸易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富有家庭氛围的聚餐场所,一定会大受欢迎.一切筹备工作就绪之后,袁家倜女士从天津凯悦饭店请来西餐大厨,儿子丁荫柏、儿媳唐秀菊协助她,又请了十几位下岗女工做服务员.
“果然,我就把苏易士搞起来了,袁先生很高兴,过来给我题名.题这牌匾嘛,为什么要写苏易士呢?开始我是想写苏伊士,苏伊士运河的意思,可是袁先生看这伊字不好写,给我改个容易的易,所以成了苏易士餐厅,比较新奇的一个字号.”
苏易士餐厅正式开业以后,很快就以环境幽雅、口味地道、价格合理而远近闻名.北京、天津两地不少名流政要纷纷慕名前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和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人只要来天津,必定光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的不少外国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西餐店开了以后,经营情况比较好.因为袁先生给我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一定要保持高度卫生.第二,价格一定要公道.第三,对顾客一定要热诚,而且还要有信用,不要以次充好.这三个条文,我们始终遵守,我对苏易士确实是灌注一片心血.那么在苏易士开业以后呢,我就考虑到下岗的工人,我就完全用的天津市的下岗工人,一共23个人.我们这23个人是真好,有的跟我多达11年,还始终兢兢业业的,感情非常融洽.所以已经开了11年了,还是比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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