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赚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赚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3间北屋、20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7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最终被定为“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在跟国美谈判时，张大中跟黄光裕说:“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否则我宁愿30亿元跟苏宁谈，也不跟你谈。”这种固执，对手不理解，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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