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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鴉族」到「新挪威森林世代」(转贴) ——半小時讀完80年代 /許舜英 80年代,它太近了。近得甚至不可能有懷舊的情緒,近得你根本不需要「歷史」就可以證明它的存在;近得川久保玲仍然具有誘惑的能力;近得村上春樹還可以繼續被誤會是新人類。80年代,它太遠了,遠得墊肩西裝又重新回來了,遠得Alexander MacQueen還在學校念書,遠得柏林圍牆還未倒塌;遠得瑪丹娜仍然宛若處女,遠得施明德還沒開始打領結,遠得雅痞還是一個好名詞;遠得還沒發現臭氧層破洞,遠得只知道飆車還不知道飆舞,遠得只買得到中森明菜的海報而買不到宮澤里惠的寫真集;Calvin Klein只有牛仔褲而沒有香水,而Gucci還只是老祖母的名牌。
一位我所喜歡的詩人說了:「我們仍然離我們犯錯的時代太近了。」一個「年代」意味著什麼?一個年代一定要具有某種「精神」,就像唇膏一定要有某種顏色嗎?是時代抄襲了我們的理論或是理論安撫了我們的時代?如果時代沒有形式,我們如何去反抗形式?如果我們不試著去找出它的10大症候、20種註解、30種因果律的脈絡、40種暢銷口味……我們該如何進入21世紀?其推論是我們無法再從任何社會結構系統分類的概念去談論或抽引出實際的政治結果及其必然的關係。當我們從80年代看60年代,我們會說那是一個革命的年代;當我們從90年代看60年代,我們或許會說那是一個純真的年代;憤怒或溫和、反叛或純真、迷你或及膝、世故或誘惑、愛或被愛、教條或有機,它們都成立也都不成立。或許我們在現場,又或許我們無故缺席,如果我突然的有一種強烈的需求甚或陷入另一種失語症的狀態,總之,我們的修辭也總是因而反映了一種無政治的政治態度。
如果沒有80年代的中性套裝,女人如何重新發現她身體的展示價值?如果沒有喇叭褲,我們如何宣稱70年代又回來了?如果沒有80年代川久保玲的黑色,我們如何分辨世紀末的「黑色」有何改變?因而,當我「回顧」80年代時,是帶著少許健忘症的,是一種一廂情願式的,它必須是一種個人的小型世界觀,而絕不是忠於原著的(沒有人知道原著是什麼),我傾向於將我經歷過的這個年代,處理成一種電腦合成的場景,一種被我的語言說出來的年代,一種必要衝突中的協調,一種個人宿命的秘密關聯。
從「烏鴉族」到「海豚世代」
「新人類」。「單身貴族」。「辛香料族」。「花子(Hanako)世代」。「頂客族」。「新挪威森林世代」。「MTV世代」。「任天堂族」。「團塊世代」。「草莓族」。「香奈爾族」。「援助交際族」。「叩機族」。「百合族」。「玫瑰世代」。「水瓶座世代」。80年代是一個重新定義「世代」的年代;80年代是一個重新發現「族群」的年代,80年代是一個重新書寫「青少年」的年代。人們如何辨識彼此的差異?如何找到他的象徵秩序?如何表演他的階級地位?從80年代開始,「世代」這個名詞是很好用的,「族群」也是很好用的,它可以無力到沒有任何效果,但卻拒絕消失。
如果說世代差異是一種為文化上的普遍現象,80年代則是一個「父親」被質疑的年代。「父親」的第一類失敗,首先是政治態度的問題,「父親」是男性沙文的、是極權專制的、是異性戀家庭主義的、是宏觀敘事體的、是單一指涉的、是本質中心論的;而「父親」的第二類失敗是更為致命的,是消費態度上的失敗。更精確而言,在消費行為上,「父親」根本不具備「態度」。80年代的我們,漸漸知道,我們一生下來就注定是一個「消費者」,我們被「消費」界定、形塑、區隔、分眾、隱喻、書寫。從「烏鴉族」到「海豚世代」,從「香奈爾族」到「玫瑰世代」,一個鱷魚皮手提包決定了我的文化流派,一瓶氣泡礦泉水決定了我的階段自覺,一包口香糖決定了我是一個司迪麥小孩。
80年代的叛逆,開啟了一種龐克反體制反美感的外表扮裝系統;80年代的自覺,宣言了一種品牌意識的自覺,80年代是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 "Papa don't preach" 、Boy George、Michael Jackson、Madonna、Duran Duran、Wham,80年代是年輕、過動、激情、失速、中性、便利超商、地下舞廳的新品種文化,沒有一個修辭、一個空間、一種能量、一種症候是屬於「父親」的。父親的失敗是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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