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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再回长影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桥》里演我妈妈的陈琳家里,一到楼梯里,久违的炒菜的声音,“刺啦——”我心里是酸,甜,苦,涩,一起来了。一进去,她怕我难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回来啦,等会儿啊,等会儿阿姨就把饭菜给你端上来。”她老伴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这一拍就把我的泪拍出来了。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他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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